“第一毒村”背後的“土皇帝”亂象
  “問題村官”上位的過程往往伴隨著宗族勢力、黑惡勢力以及金錢搭建起來的腐敗網的共同作用,這三者是“問題村官”的三重“法寶”,並相互依存、壯大,不斷蠶食民眾利益、腐蝕執政根基,製造並不斷激化中國社會自下而上的矛盾。
  首席記者|楊 江 特約撰稿|冷 鋒
  一個好的村官可以帶領一方百姓更好地去追夢,一個“問題村官”卻會將一個村帶上歪路邪路,甚至萬劫不復,博社村就是後者的註腳。
  博社村位於廣東省曾經最“紅”的地方——全省唯一一個紅色革命老區,也是當年最早開展土地革命、被稱為“中國第一個蘇維埃”地區的——陸海豐地區,但如今“陸海豐”儼然褪變成了該省“最黑”的地方。
  “十年走私、十年假幣、十年制毒”,成了這一地區近三十年來亂象的真實寫照,尤其是陸豐的三甲地區(甲子、甲東、甲西三鎮)更是出了名的“匪窩”,一直走不出違法犯罪的怪圈。
  甲西鎮的博社村,更居然成了占據了中國冰毒市場三分之一份額、“享譽”國際毒市的“中國制毒第一村”。
  陸豐地區曾因毒品問題於1999年、2011年兩次被國家禁毒委列為涉毒重點整治地區,其中博社村問題最為嚴重。為了徹底清剿,2013年12月29日凌晨,廣東省出動了3000多名警力,在警用直升機、邊防快艇的配合下,海陸空三位一體圍剿博社村,一舉搗毀18個特大制販毒犯罪團夥,抓捕網絡成員182名,搗毀制毒工場77個、1個炸葯製造窩點,繳獲冰毒近3噸,制毒原料23噸,槍支9支,子彈62發,手雷1枚。
  雖然沒有耗費一槍一彈,但抓捕過程驚心動魄決不亞於一場剿匪戰役,值得註意的是,廣東省公安廳證實,雖然開創了陸豐緝毒最好歷史紀錄,但也只是撞開了冰山的一角。
  博社村何以從一個靠漁業為生的淳樸漁村演變為一個毒梟聚集的“中國第一毒村”?據警方通報,被抓獲的博社村原黨支部書記蔡東家早年曾參與制販毒品,近年來則充當制販毒品的“幕後老闆”與“保護傘”。多年來,蔡東家利用自己曾為汕尾市人大代表、村黨支部書記的身份,收集警方偵破毒品案件的信息,在警方行動前通知重要人員潛逃,且通過行賄辦案人員,幫一些被捕毒販逃離法律製裁。
  與蔡東家一同落網的博社村原黨支部副書記蔡漢武,被警方從其家中當場搜出冰毒350公斤。
  顯而易見,在以蔡東家為首的這一批“問題村官”的治理下,博社村的淪陷是必然的結局。
  當然,僅憑這幾個“問題村官”,博社村還不至於發展成“第一毒村”,最新的消息是,陸豐市禁毒大隊一名郭姓中隊長因與蔡東家有牽連被“雙規”。
  目前公佈的案情已經足以令人驚愕,這個村莊的淪陷,看來又是一起典型的因“問題村官”導致的基層治理危機案例。
  對“問題村官”,有人稱其為“土皇帝”,他們把控著中國最基層的政治與經濟,他們並不“高大上”,而是地地道道的真土豪。
  對生活在底層的普通民眾而言,上層官場的腐敗與自己的生活很難發生直接的關聯,因為離得畢竟太遠,但這些“問題村官”對他們的政治、經濟權益的影響卻是實實在在的。
  近年來,“問題村官”引發的基層治理危機以及針對這類問題的舉報層出不窮,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村官雖小,卻是政府形象最前沿的代表,因此村官一旦出問題,直接影響的將是執政的根基。
  在反腐敗的鬥爭中,老虎要打,蒼蠅要拍,更不能遺忘了這些“土皇帝”。
  蔡東家的“毒立王國”
  “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這句話說的是當地民風的彪悍,陸海豐地區還是廣東省宗族觀念最為根深蒂固的地區之一。以博社村為例,全村1.4萬多人共屬於一個大家族——蔡氏,蔡氏族人又分四房。因為有關部門的調查尚未結束,目前尚不能搞清楚蔡東家等人是如何成為村官的,但從該村宗族勢力的情況分析,要找到答案似乎並不難。
  博社村的“兩委”多年來形同虛設,據說偶爾開個會,也是在蔡東家的家裡,村務完全被宗族勢力與“黑色勢力”把控,儼然成了一個獨立的“制毒小王國”,全村近兩成人直接或參股制毒,而這個“小國王”就是蔡東家。
  博社村涉毒非一日兩日,可疑跡象可以說是非常明顯,甚至已經半公開化了。比如廣東省沒有需要使用麻黃草的藥廠,但外省進入廣東的麻黃草源源不斷,基本都流向了陸豐,就在警方此次抓捕行動中,博社村還停有多輛裝滿麻黃草的待卸貨的大卡車。據瞭解,一噸麻黃草可提煉加工成4公斤冰毒。
  那麼,博社村的涉毒問題為何一直遲遲沒有被繩之以法?
  據《新民周刊》瞭解,原因之一是,蔡東家利用身份的便利不斷構建更廣的腐敗網以求庇護。廣東省公安廳禁毒局政委邱偉曾列舉一組數據:2011年整治以來的兩年間,警方共偵破涉及陸豐制販毒案件2100餘宗,抓獲犯罪嫌疑人2300餘人,但整治前的3年,從2006年到2008年,全國警方破獲毒品案件中毒源來自陸豐有1700多宗。同一時期,陸豐市警方3年偵破毒品案件僅23宗,抓獲嫌疑人25名,多數人取保候審,繳獲毒品25.15克。
  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數據反差?邱偉直言:與當地警方隊伍建設有關。圍剿博社村行動以前,當地已查處10起涉毒違法違紀案件,牽涉21名黨政工作人員,包括3名原派出所所長和部分民警,其中7人已被“雙規”。
  “我們調查發現,有警察參與庇護,收受紅包,甚至直接參与犯罪的情況。”邱偉說,過去兩年中,已查處兩個警察,他們或是直接開警車去販毒,或者偷運毒品。到目前為止,發現有多名警察參與其中,“有通風報信、違法辦案,甚至是直接充當保護傘。”邱偉說,“本來都是死罪,按理說是有震懾力,但卻演變成重罪可以輕判,大罪變小罪,再加上巨額利益驅動,導致一些村民紛紛效仿。”
  另一方面,博社村雖然並非人人涉毒,但黑化的宗族勢力下,尤其是部分警員“警匪一家”所釋放出來的信號,導致一些對毒品反感的村民不敢反抗,對蔡東家等人的不法行為選擇了沉默。
  一個畸形的利益共同體就此形成。蔡東家等人治理下的博社村制毒異常猖獗,以至於一些人家堂而皇之將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堆放在門口的過道上,老弱婦孺也都加入到制毒產業鏈當中來,村裡一些婦女將麻黃草剪成三四釐米長的小段,一天可以得到三五百元,而小學生則利用寒暑假剝“康泰克”,一個月可以賺到一萬多元。
  最近3年來,陸豐製造的冰毒在全國查緝的冰毒份額中飆升,從14%到16%,再到33.4%,目前已經超過40%,甚至衝擊到了冰毒的市場價格,隨著2013年下半年陸豐地區的冰毒產量直線上升,冰毒的價格從25萬元/公斤降到2萬-3萬元/公斤。
  黑化的宗族勢力在“問題村官”蔡東家的帶領下還公然對抗公權力,2013年,廣東省公安廳懸賞通緝涉毒人員,博社村有37人被網上追逃,而其中的18人竟就躲藏在村子里從未離開。
  在2011年再度被列入國家列入涉毒重點整治地區後,警方曾多次進村,但均遭遇阻力。只要警察一進村,村裡兩三百輛摩托車就會團團圍住,路上甚至會被放下釘板,樓上砸石頭,一些村民手裡甚至有AK47、土製手雷。
  每次警車被困,最終都需“雙面人”蔡東家等村幹部出面,“振臂一呼”,眾人方纔散去。
  “問題村官”的三件“寶”
  根據《新民周刊》多年來對“問題村官”現象的追蹤,“問題村官”上位的過程往往伴隨著宗族勢力、黑惡勢力以及金錢搭建起來的腐敗網的共同作用,這三者是“問題村官”的三重法寶,並相互依存、壯大,不斷蠶食民眾利益、腐蝕執政根基,製造並不斷激化中國社會自下而上的矛盾。
  無獨有偶,同樣是2013年12月底,媒體公佈了原北京市密雲縣河南寨鎮平頭村村委會主任王曉雷被抓獲時的畫面,王曉雷被指涉黑,瘋狂盜採砂石、打砸執法車輛、敲詐勒索、強收過路費。被警方抓獲時,33歲的王曉雷不僅早已成家,而且還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可是這個村主任卻躺在一家洗浴中心的總統套房內,旁邊有兩位年輕女子陪伴左右。在王曉雷居住的大院里,偵查員查獲了一輛價值近200萬元的奧迪A8轎車,這隻是他眾多豪華轎車中的一部,王曉雷還擁有大眾途銳、凌志等數輛豪車。據警方統計,這個村主任名下的個人資產達數千萬元,當地村民說王曉雷過的是“天天打麻將,夜夜當新郎”的奢靡生活。
  近兩年來,隨著微博等社交媒體的發達,類似王曉雷這種“問題村官”正源源不斷被曝光,從“土皇帝”們被披露的內容來看,生活的奢靡、作風的腐化、權勢的蠻橫,一個比一個嚴重,而最終查證下來,鮮有被冤枉者。
  “土皇帝”們的存在提醒社會,“最美村官”的贊歌要唱,“問題村官”更要嚴打,一些地區基層治理失效的問題必須得到正視,蔡東家也好,王曉雷也罷,其實都不過是一些地方一些基層黨組織渙散,權力為黑惡勢力把控的現象的反映。
  事實上,“問題村官”已經成為在基層製造官民對立、社會不穩的主要源頭之一。2011年9月中下旬,“烏坎事件”發酵,12月村民組織“維安隊”臨時過渡機構,與維穩力量對峙,表達訴求,反抗的對象即在位四十年的該村原村黨支部書記薛昌。烏坎的基層治理危機最終帶來了嚴重的國際影響,類似的案例都表明,一旦村級治理失控,其影響力一定會輻射至更高層面,也由此帶來更高級別的危機。
  這樣的案例還不少。在遼寧丹東,大鹿島村書記王成遠被指27年來斂財數億元,與官員勾結霸占漁民19萬畝“口糧海”,漁民為此進京維權12次,換來的卻是28人被拘留或勞教。直到2012年8月23日,中紀委督辦該案,王成遠才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中國多地近年來還涌現出一些所謂的“特色村”,如“乞丐村”、“小偷村”、“假和尚村”,都暴露出村級治理的失效,村“兩委”無法發揮正常功能,村幹部甚至以身試法,博社村的案例只不過相比之下表現得更為極端而已。
  不過,與博社村這樣的犯罪特色村不同的是,一些地方基層村官的問題主要還是圍繞土地以及附加其上的利益展開的。
  農村基層選舉,一旦夾雜賄選、宗族勢力、上級組織的干預甚至黑惡勢力的影響,就很難保證選舉代表真正的民意,從而為村官“帶病上位”提供了可能,由於缺乏制約,即便是一個原本正直的村官,上位後也很可能被拉下水。
  在一些集體經濟利益較大的村,兩委選舉“非正常力量”的角逐更為激烈。《新民周刊》曾多次報道過浙江義烏、溫州等多個地區的村官賄選事件,賄金動輒百萬元計,甚至動用了地方“黑惡勢力”,引發刑事案件。
  義烏大塘下村的部分村民幾年來不斷上訪反映該村村官通過賄選上臺後侵吞集體資產的問題,但村民的舉報卻始終得不到正視。
  相反,舉報者、村民朱躍賢卻在一年時間內連續三次遭到毆打報複,差點丟了性命,“打人者都是村幹部和村裡的聯防隊員。我實名舉報,他們實名毆打。”
  朱躍賢曾不止一次對《新民周刊》哭訴他的不解:“難道村官的勢力就這麼大?!”
  深圳“城中村村官”現象
  為制約村官的權力,防止基層腐敗,一些地區近年來嘗試股份制形式的法人治理模式,效果如何?
  深圳寶安區大浪街道下橫朗股份公司,集村支書、村股份公司董事長於一身的張家成,多年來一直被多位村民堅持不懈地舉報。
  村名們舉報其經常當眾叫囂“我砍你,不砍你,我不是人”。原龍華派出所副所長鐘燕華就一度被張指著鼻子威脅要砍死全家。因其近乎變態的經常無故毆打村民,被稱之為“咆哮村長”。有村民指證,張家成不僅平日橫行霸道,還涉嫌嚴重的經濟犯罪和刑事犯罪,包括毆打村民、私設賭場、聚眾吸毒等。
  張家成被指控自2004年以來常往澳門葡京三樓黃金廳聚賭。據張家成的隨從陳小明回憶:“一次1400多萬,一次1600多萬……總金額至少過億……2007年我隨他去澳門賭錢,他輸紅眼後,是直接打電話給村會計,‘馬上打300萬到我賬戶上’。”
  一些村民還證實:2003年至2008年,張家成每周至少兩次帶村民於夜總會吸食K粉、冰毒和搖頭丸等,每次花費少則2萬,多則5萬元。這些消費開支,均由村股份公司報銷。
  “他的口頭禪是‘打你是為你好’!我們也曾這樣想,你貪一點也就算了,只要你不打人,把我們當人看就行。”前副村長張國輝說。
  這些其實還都不是村官與村民的主要矛盾。激起村民不滿的,是村民的命根子——土地“飛了”。
  據張國輝指控:張家成自2001年5月擔任大浪街道下橫朗股份公司董事長以來,通過倒賣集體土地、挪用集體資金等手段,非法斂財過億元。黃清和曾是張家成的貼身馬仔,他反水指證:編號為198和199號的兩塊地皮是張家成賣掉的。“他後來找到一個姓鄒的和一個姓梁的,將這兩塊地以96萬元賣了,這筆錢沒有進到村股份公司的賬戶,飛了!”
  而在深圳清水河實業股份合作公司,梁榮輝等人舉報村實業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梁偉新勾結境外“影子公司”,隱秘轉移集體資產。舉報稱,2005年5月,深圳修建玉坪大道,清水河村的部分土地被徵用,深圳市國土委劃撥南山區西麗留仙大道以北的5萬平方米備用地作為補償。隨後,梁偉新找人合作,欲開發一個24萬平方米的社區,合作方式是“二八分成”,即村占兩成,開發商占八成。結果,時價為6.3億多元的這塊地,評估時地面項目只須4個億便可完成,開發商等於白用地。由於村民抗爭,深圳市國土部門出具《不予批准申請決定書》,明確該地塊只能由村自行開發,不能轉讓。
  隨後,梁偉新被檢察機關以受賄罪逮捕,一個月後,被取保候審。2011年6月,梁偉新私自交納土地出讓金3000多萬,把土地納入到開發流轉程序。村民羅玉煌質問出讓金來源,卻招來一頓毒打。
  2012年5月23日,居民在樓上掛條幅,直指梁偉新是罪犯,不應再當董事長,併發生暴力衝突。
  深圳寶安區沙井萬豐村,2012年3月18日,村民效法“烏坎”,在祠堂和村口賓館拉起橫幅,矛頭直指“農村股份合作制”創建人、被譽為特區改革開放的旗手標兵——潘強恩。5月9日,在地方政府主持下,該村1370人才投票罷免了原村委班子。
  拿什麼對付“土皇帝”
  被清剿後的博社村正面臨重建的問題,目前,博社村抓緊民生工程建設、發展村裡的經濟,改變經濟基礎薄弱催生犯罪經濟的怪圈。當地政府重新組建了該村“兩委”,據新任博社村村支書蔡水寶介紹,近期將召開民主生活會,從149名村黨員中認真甄別,篩選出年輕有為不沾毒的黨員組建新的黨支部。另一方面,當地也試圖發揮宗族勢力的正面作用,蔡氏族人的四個房頭主事長輩被召集起來開會,約定分頭告誡各自的族人,不得再碰毒品。
  博社村能否就此走上正道,有待後觀。但深圳等地的一系列案例表明,治理村官問題,除要突破宗族勢力與黑惡勢力,還要從頂層設計上預防問題的發生並完善舉報與查處機制。
  “我們上訪,他們要我們走法律程序;我們走法律程序,他們又要我們上訪。”深圳清水河村村民梁榮輝抱怨。還有村民說:“調查組曾要求我們提供證據,我們都提供了,後來不但沒結果,連我們提供的證據也沒有了。等我們再向有關部門反映,又說證據不足。”
  張國輝說:“為維護集體利益,我們不知道跑了多少部門,最後政府就四個字打發我們,證據不足。但那些擺在地上的總是事實吧!”
  如烏坎前期一樣,這些村民的訴求被有關方面“以法律的名義”引進了“協商、談判、打官司”的死衚衕。
  2014年1月初,備受社會關註的深圳龍崗“20億村官”周偉思一案有了最新進展。深圳市檢察院披露消息稱,該院以周偉思涉嫌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單位行賄罪,向深圳市中級法院提起公訴。據瞭解,周偉思共被控收受好處費5600萬元。
  “20億村官”周偉思的被查處,說明只要重視,法律完全可以有效作用於問題村官。然而對於未引起輿論和政府重視的舉報來說,村民不管走哪條“正確的路”,恐怕都會面臨不通的尷尬。
  加劇底層民眾失望與不滿的是,被舉報者安然無恙,舉報者卻可能還會面臨巨大的風險。2012年11月27日,舉報“20億村官”的南聯社區居民周祖傑因涉嫌虛報註冊資本罪,經深圳市公安局龍崗分局執行逮捕。12月11日,舉報“咆哮村長”的大浪村民張國輝,被以故意傷害罪刑拘。這些都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中國社科院於建嶸教授以大量的實證,對農村地區“黑惡勢力”侵入基層政權,導致基層政權退化,進而出現嚴重的治理性危機就提出過警告。上述諸多案例也表明,在包括宗族勢力、黑惡勢力、腐敗網等非正常因素的左右下,選舉在一些地區成了公權私有化的程序游戲,為問題村官創造了條件。
  在河南,登封市大冶鎮垌頭村村支記、村委會主任董軍政,黨員身份涉嫌造假,行徑惡劣,卻依然在2011年度的換屆選舉中成功連任。該村黨員梁學超認為:“一方面,他從經濟上綁架了大家,拆你的房、圈你的地,不跟他走就拿不到補償;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又有家族勢力和‘保底選票’,選舉時照樣占據優勢。”
  “制毒第一村”案件中,被查處的村官以及被雙規的官員,還生動說明瞭黨紀國法在利益集團與宗族勢力、黑惡勢力面前的局限性,觸角無法及時到達每個角落。
  “問題村官”政治滲透越深,危害就越大。必須從博社村等案例上反思那些“問題村官”是一步步如何做大的。
  中國城鎮化的推進,也是圍繞土地展開的一系列利益再分配的過程,處理不善就可能引發更嚴重的矛盾,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做好頂層設計,堵住“問題村官”上位的通道,謹防村官充當侵犯農民合法權益的打手甚至是主謀。
  檢舉犯罪是公民的責任和義務,一旦村民訴求無空間,其結果必然是綜合其他不穩定因素,共同作用影響中國社會的穩定。
  可喜的是,在一個個大老虎被關進籠子的同時,類似蔡東家、王曉雷這樣的一個個“土皇帝”也正接二連三被揪了出來。
(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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